知识之犁巍然挺立于西部

新中国成立50年来，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，辞别故土，西出阳关，奔向戈壁、荒漠，在新疆的边陲热土上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

斗转星移，岁月如歌。如今，老一辈魂系西域，两鬓染霜仍痴心不改；新一辈情牵绿洲，面向未来，雄姿英发。三代人呵，共同用拓荒的金犁，在这里播撒着忠诚与坚韧，用知识构筑祥和与繁荣。

他们的故事，似一支荡气回肠、高亢激越的长歌，使人感受到一种慑魂动魄的力量，像一部厚厚的人生大书，蕴含着搏击的豪迈与悲壮……

这绿洲，这荒漠，生着咱的根，牵着咱的魂，怎舍得离开，就是死了，骨灰也要撒在这里。

——畜牧专家刘守仁的话

当年，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，“铸剑为犁”的构想就在共和国领袖的胸中萌生。挥师西进的王震将军，沿途求贤若渴，广揽人才，一大批热血青年学生满怀报国热情，随军西进。“南国公主”马静芳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马静芳，祖籍江南，曾有过“公主”般的童年，父亲是旅居南洋的华侨，为柬埔寨四大米商之一，在波罗勉省拥有几条街的产业。应共和国屯垦戍边的呼唤，她放弃了留学法国的机会，毅然踏上西行的长路，来到阿克苏农垦一师兽医站。初来乍到，粗犷而荒寂的西域使她心里孤寂寂、酸辣辣，故乡的小桥流水、荷塘秀色与边陲的冰峰峭壁、大漠孤烟形成强烈反差。在这里，方圆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渺无人烟，夜晚时常听到野兽的嚎叫。住的地窝子，房梁上垂挂着长长的柳芽，墙根冒出一蓬蓬芦草。墙壁潮湿得用手指一按一个坑。在故乡多是吃大米、青菜，来到这里只得吃酸奶、啃干馍，肚子老是胀鼓鼓的。长期吃不到鲜菜，嘴唇干裂，鼻子动不动就流血。

从生疏到亲和，从陌生到热恋，马静芳一干就是40余载。在帕米尔高原，在塔里木河畔，在木尔峰下……哪里有疫情，哪里就晃动着她的身影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马静芳时常半夜三更给牲畜打针、灌药，遇到疫情流行就彻夜守候在猪栏、马厩、牛棚；治疗牛马便秘，她有时就用手掏取粪便，从不嫌脏怕累。这期间，她多次被猪咬过，被牛顶过，被马踢过……听到马静芳在新疆受的苦与累，远在美国、日本、法国的亲人，不断来信来电劝她到海外定居，并派她妹妹从大洋彼岸前来劝说。马静芳说：“在这里，觉得生活得很充实，在祖国大家庭里，心里踏实，苦点累点也感到幸福。”看到姐姐铁了心要“嫁”给新疆，妹妹流着泪说：“姐，你怎么这么傻！”

眼下，边塞的风雪在她的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，岁月染白了发，可马静芳仍痴心不改。她放弃继承父亲遗产的机会，定居在阿克苏。她说：“故乡难忘，但生命的根已深深扎在这里，怎舍得离开。”

故乡难忘，情系边疆。这独特的情愫在13万支边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专业人才的身上，交融得和谐而亮丽！站在记者面前的黄文元，个儿魁梧，体魄健壮，谈吐幽默而无拘无束。从外在形象到内在心理，边塞风雨将他雕塑成了地地道道的新疆汉子。1963年，刚从江苏农学院毕业的黄文元，便离开江南水乡，来到天山脚下。像马静芳一样，黄文元内心也曾有过猛烈的撞击。他竭力将乡情乡思移于边陲，对边疆像对家乡一样去热爱，总想把家乡的东西搬过来，让这里像江南一样，有禾壮树茂的碧野，有翠柳拥抱的荷塘，有高楼林立的城镇……为此，他36载以坚韧的毅力潜心研究与创造，捧出7项成果，为边疆农业作出了贡献。

我们在采访中，黄文元谈得最多的是水稻。他指着塔里木河畔的稻田，眉飞色舞，如数家珍。飞机播种、机械插秧、科学施肥，谈得那么投入，那么过瘾。不难看出，在他的内心世界里，已把江南水乡与边陲田野和谐地融为一体了。

江南脆生生的荷藕、鲜嫩嫩的茭白、绿葱葱的荸荠……都是黄文元爱吃的。正是把新疆变成江南的构想，这位农业专家与同伴们凭借科技的力量，将江南的藕、茭白、荸荠移植到了新疆。据史记载，西域本无荷，即使在南疆博斯腾湖的莲花池中，也因水凉而深，只有浮花而不长藕。沙漠地带怎能种活莲藕，是不是“痴人说梦”？在人们疑惑的目光中，他和同伴们背来藕种，整田打堤，晒水选芽，播种定苗……历经数载的探索、实验，塔里木垦区终于绽出清香四溢的荷花，长出鲜嫩甜脆的长藕，并得到大面积推广。

“谁说咱是心血耗干的枯草？即使是枯草也属于绿洲，化作一潮湿的黑泥！”这是一位老军垦写的诗，表达了他们整整一代人的心声！畜牧专家刘守仁说：“这荒漠，这绿洲，生着咱的根，牵着咱的魂，怎舍得离开？我活着在草原，死了就将骨灰撒在牧场。”

刘守仁，1955年毕业于南京农学院畜牧系，谢绝母校的挽留，来到新疆，一头扎进紫泥泉种羊场。此后，五彩斑斓的草原、蘑菇般撒落的帐篷、白云飘落似的羊群……都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。几十年的求索，无数次的攻关，他将草原上土羊进行良种改造，培育出耐寒、粗饲、毛长、肉嫩的“军垦细毛羊”，这种羊最大者体重达165公斤，一次能剪毛24公斤，经济效益提高了10倍，年创造直接经济价值2亿元。目前，这种羊种已扩散到全国23个省、市、自治区，刘守仁也因此被誉为“细毛羊之父”。

名誉接踵而至。浙江农大、南京农学院先后来函请他任教，远在故乡的妻儿也盼他回家团聚。但刘守仁对这片热土痴痴情深，毅然又在这里承担起国家科委交给的绵羊育种攻关课题，向新的科学高峰冲刺。令来自德国、澳大利亚的同行们大惑不解的是，刘守仁没有成为百万富翁，没有别墅，却对事业的追求这么执著。

“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须马革裹尸还”，将灵与肉融化进这片热土的何止一人！在生产建设兵团采访，记者看到，几乎每一个团场都有一块不小的墓地，人们亲切地称之为“编外连队”，这里边也长眠着一些老一代知识分子。墓地的四周长满了骆驼刺、红柳和胡杨，表面看上去不怎么茂盛，根却扎得很深。站在这墓地前，记者觉得，这掩埋着民族瑰宝的坟墓，像天山一样巍峨雄伟。

在农垦新城石河子市，记者遇到一位已成为老奶奶的五十年代山东籍女知青，她在送孙女到上海读大学时叮嘱：“大学毕业后一定要回农场来，这里有你的根！”孙女含泪点头。望着远去的列车，这位老知青颇有感慨地说：“在年轻一代身上发生的故事意味深长。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，成千上万的第二代第三代不甘心在边疆的土地上继续厮守，潮水般涌向外面的世界。但近几年‘逃兵’们又潮水般涌回来，因为他们发现：父辈们开垦守望的这片土地，不仅是神圣的、庄严的，而且可以创出金子来。”据生产建设兵团团委的同志介绍，仅去年就有3214名大中专毕业生充实到生产建设兵团，今年又有一大批内地高校毕业生即将前来。

西部拓荒，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业，这要付出比战争更大的坚韧。

—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始人之一张仲瀚的话

作战地图变成生产地图，战马套上犁绳，枪杆换成锄头。垦荒大军合围了中国西部的两大沙漠：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通古特沙漠，在“死亡之海”泛生命之舟，其艰难常人难以想象。

创业之初，“文弱书生”在冷寂的亘古荒原上生存与工作，其生理和心理都经历了严酷的锤炼。他们住的是地窝，在地上随便挖个坑，上面盖上芨芨草，一人一个窝。吃的是玉米面馍，喝的是又涩又苦的盐碱水，有时长时间吃不上油，做饭用的锅和铲子全都生了锈。夏日，酷热的骄阳直晒，地窝子像个蒸笼，人一进去就是一身汗；冬天，刺骨的风像长鞭子，把人的脸割得生疼，很多人的手脚冻坏了，有的冻掉了耳朵。有一位女知青放火烧荒，一下子窜出几只狼，她急中生智钻进火堆里，免除了狼的袭击，却把身体烧伤了。

“庄稼要从汗水血水里收获，科技工作者的生命和庄稼一样任重道远，充实灿烂。”说这话时，“中国啤酒花大王”王良斌脸色庄重，语调铿锵。

好像他来到新疆，来到世界上就与啤酒花有着生死情缘，等着这多年生草本植物开出灿烂的花。1963年，王良斌从四川农学院毕业后，就一头扎进新疆阜北农场，与啤酒花生死相恋，达到如痴如醉的境地。几十年间，很少过节假日，天天围着实验田侍奉啤酒花。常常把房前、屋后当试验苗圃，有时晚上从睡梦中爬起，借月光观察植物的生长。炎炎烈日下，地表温度高达45摄氏度，烤得他浑身冒汗，晒得他头晕脑胀，皮肤发红、变黑。有时沙尘暴袭来，吹得人睁不开眼睛，他只得爬在低洼处躲蔽，风过后身体常被沙土所掩埋。农场的蚊子挺凶，毒性很大，一咬就肿，一抓就烂，十几天都好不了。如痴如醉的王良斌，对什么苦和累，似乎全然不知。

严寒酷暑，春去秋来，年复一年。王良斌的身影穿行于啤酒花丛中，日出即作，日落不息，割芽、理苗、定蔓、浇水、施肥、松土、除草……不停地创造、实践，先后培育出6个品种，设计出42种种植方案。辛勤劳作的结果，亩产达到180公斤，比捷克、德国的单产要高30％，酒花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因而在啤酒花王国掀起了一股“王良斌冲击波”。1997年，中、德、日三国6家企业共同投资的新疆东亚联合酒花有限公司成立，他担任董事长。

西部的人生凝重而深邃。1959年毕业于新疆八一农学院的杨树森，对棉花痴痴情深。他说：“新疆的环境气候最适宜种棉花，而中国植棉史最长，如果培育不出优良的棉花品种，我们愧对祖先啊！”为探索“银海”奥秘，杨树森来到环境恶劣的塔里木，雄心勃勃地开始棉花良种的杂交繁育工作，全身心沉浸在欢愉的创造中，夜以继日地“等”在棉田里，采集花粉、杂交试验、观察对比、单株选育……周围的同志拿他逗乐：“老杨恋上了棉花姑娘，冷落了妻子张姑娘。”

育种工作刚有新进展，“文革”风暴袭来，杨树森举步维艰，在逆境中挣扎。1968年，他培育的优良品系定型了，却被打入“牛棚”，横遭批斗。眼看9年辛勤培育的良种将要功亏一篑，杨树森心急如焚，在老职工的掩护下，杨树森接受着“群众监督”，进行着“劳动改造”，台上“低头认罪”、“接受批判”，台下在“地下”进行品种创新与选育。多年积累的技术资料被付之一炬，辛勤培育的苗圃被牲畜践踏啃食，杨树森欲哭无泪。但他并没有屈服，靠着简易工具：一杆小秤、一块刮绒板、一把梳子，仍旧坚持着科学试验。简陋的宿舍代替了试验室，昏黄的煤油灯光时常彻夜长明。雨过天晴，科研之花绽放出五彩缤纷的色彩，杨树森培育的棉花优良品系——正式命名为“军棉一号”，并迅速在全疆推广，每年创造财富上亿元，许多贫困团场和相邻农村因此脱贫致富。

像杨树森一样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3万名科技人员，创造出700余项达到省部级以上的科研成果，大都得到推广应用，为新疆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。当观看飞机播种、农田喷灌、大型机械收割的壮观景象时，当在农垦新城欣赏到品种繁多的高科技产品时，谁能算得出，这里面融进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多少执著、多少血汗？

抚今追昔，感慨良多。石河子大学校长郑国瑛遥想当年，热泪盈眶。1959年，他在西安交通大学毕业时年仅21岁，来到新疆参与“兵团人才摇篮”石河子农学院的筹建工作。当年9月，石河子已下起雪，大地白茫茫一片。在一片空寂的戈壁滩上，他与同来的30名大学毕业生铲雪、挖地窝、建校舍。戈壁滩上到处是顽石层，铁锨根本挖不动，得用十字镐硬刨，一镐下去，叮咣冒火星，半天刨不出个窝，而吃的是玉米、白菜帮。每人发一个盆盛水，先刷牙，再洗脸，洗完脸的水洗衣服，洗完衣服再洗脚。郑国瑛负责筹建水利系，第一年招了100个学生，就在一座土坯房里上课。

“今天，石河子大学已是闻名全疆的综合性大学，在校学生11000多人，教职工2400多人，校园占地2000多亩。校内楼房林立，绿树成荫，人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，当年的地窝子是怎样冒出一座大学的。”言及此，郑国瑛脸上露出自豪、舒心的笑容。

记者同石河子大学即将奔赴天山南北的毕业生座谈。他们个个似羽毛丰满的乳燕，跃跃欲试，豪情满怀。他们设想着建设沙漠绿色植物园，引用胚胎移植技术改造新疆土牛，治理塔里木河建设现代生态农业，构筑南疆彩色棉花基地……这群年轻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是，继承老一代不畏艰难困苦，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，在西部开发中书写新的篇章。

奉献的人生最壮丽。

——棉花专家杨树森的话

初夏，记者来到沙漠深处的农六师芳草湖农场。登上沙丘，极目远眺，一片吐翠放叶的梭梭林，覆盖着200亩昔日随风流动的沙包。从沙包中改造的棉田里，幼苗已舒展着身子露出地面。

有人说，在新疆种活一棵树，比养活一个孩子还难。在流动沙漠上造林更是难于上青天。1994年，被芳草湖农场人称为“树痴”的场长李世俭，从甘肃购来14公斤耐旱固沙的梭梭种，场里的技术员们像侍奉婴儿般精心育苗。沙漠中缺水，有点水也含有芒硝不能浇树，他们从百里外运来的食用水给了小树，自己有时只得饮用苦水。沙漠深处的夜晚，渺无人烟，偶尔几声狼嚎，更渲染出难耐的寂寥。看护幼苗的技术员们，有时实在忍耐不住了，就面对空旷的沙海狂吼一阵，排遣心中的孤寂。几年间，树苗与人一起顽强生存并逐步成林。李世俭雄心勃勃地勾勒了他的规划：在绿化沙包的基础上，用10年时间，建成一个水路林配套，以观赏动植物为主的沙漠公园。

与黄沙较量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分子与广大农工一起，用智慧和汗水哺育着绿色，扩展着人类的生存空间。40多年来，植树230万亩，给两大沙漠镶上厚厚的绿边，给新疆增添了170多块大大小小的绿洲，这是多么大的贡献啊！一位“老树迷”说：“我们这一辈子，苦点累点算啥？只求这些树能活下去，只盼新疆的荒漠全都变成绿洲。这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呵！”

别无他求，唯求奉献，这是西部知识分子的理想所在。掐指计算，棉花专家罗思华在边疆已度过35个春秋。1964年8月，风华正茂的罗思华从西南农学院毕业，毅然告别天府之国，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扎下了根。他被分到良种繁育站工作，便把精力倾注在玉米新品种的培育上。没有实验室，他要了一间旧空房；没有天平、台秤，他让去乌鲁木齐开会的妻子捎回来；做实验需要标尺、量杯、水分测量器，他能借就借，能做就自己动手……区区斗室，成了他献身科研事业的圣地。

实验班只有5个人，其中4个是女的，自然重活、脏活、难干的活，全落到了罗思华身上。实验田面积小，中耕时机车不好进地，只能用马拉中耕器作业。女同志害怕吆喝牲口，老罗就现学现卖。他顶着烈日，挥汗如雨，在地里来回奔跑着，吆喝着，手上磨起了血泡，也不在乎；但晚上一回到住地，就成了“狗熊”——往床上一躺，就再也不想起来了。罗思华与爱人都是高级农艺师，但他们的家十分简陋，院墙是用葵花秆夹成的，院门是柳条编成的，几件主要家具是买的别人的旧东西。生活的艰辛，过度的操劳，使他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。他经常腰疼得站立不稳，肩周炎发作时，两只胳膊几乎抬不起来……今日，他已华发满头，仍痴心不改，倾心于所钟情的育种事业。

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为了新疆的祥和与繁荣，老一辈知识分子“献了青春献了终身，献了终身献了子孙”，有的已长眠在这片土地上。

在生产建设兵团的每一块绿洲，都能讲出一段动人的故事，而“绿洲母亲”奉献出的爱足以彪炳千秋。从1952年开始，山东、湖南、上海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女知青出现在戈壁荒原。由于她们的到来，这亘古的荒原开始有了爱情，有了人间的欢乐，有了无数个军垦家庭，才繁衍了军垦第二代、第三代人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没有她们的参与，便没有西部中国的今天。

她叫王效娥，是1952年进疆的女知青。当时生产建设兵团在山东招人，18岁的她瞒着家人报上名，踏上向西远行的长路。路途一走就是两个月。一路上，她们把买的锅盔、饼装进麻袋，坐在屁股底下，饿了，就着咸菜吃。回忆当年情景，王效娥说：“汽车越走越荒凉，一路的石头蛋，一路的戈壁滩。看着看着就开始想家了，有一人开始哭，大家就哭成一片。到达休息地，带队的同志就让大家唱歌、跳舞，一闹也就什么都忘了。”

到新疆后，她们陆陆续续地与军垦战士结了婚，组织了家庭，这特殊环境造就的爱情，能说不神圣伟大吗？当初，她们中不少人的结婚是不情愿的，但以后又大都过得舒心、美满。几万女知青没有一个当“逃兵”跑回去的。特别是“文革”中，不少人的丈夫被打成“走资派”，她们对丈夫仍然忠贞不二。

五十年间，兵团人在亘古荒原上开垦出1600万亩耕地，修建3000多处水利设施，形成了干旱地区独具一格的机械化大规模农业。昔日渺无人迹的地方，如今崛起一座座新城：石河子、北屯、奎屯、五家渠……这里面当然也渗透着广大知识分子的智慧、热血和汗水。他们捧出的数千项科研成果，取得了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，科技进步在工农业生产中的贡献份额分别达到了36％和44％，科技成果推广率达70％。